為處置城商行、農商社、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機構越來越多的不良資產，省級資產管理公司紛紛組建，至今已26家。但他們目前最熱衷的業務，還是政策不允許的不良資產通道業務，而非其“正業”——債務重組與清收。
為地方債務而生
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的業務重心會下沉，著重處置本省內城商行、農商社以及信用社這些地方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
“我一個星期能夠接到六七個電話。”活躍在不良資產二級市場的服務商李國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與2015年之前不良資產市場的冷清形成鮮明的反差，今年明顯感覺到業務多得做不過來了。
盡管還不到30歲，但李國強已經在不良資產里打拼了7年，2015年創業前，他做到山東一家民營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的高管，負責山東地區資產包的盡職調查及處置?，F在，他是公號“妄談不良資產”的創始人，其中一塊線下業務是在江蘇、山東、河南幫投資人做買前資產包的定價和評估。
銀行的不良資產正在加速流向AMC。公開資料顯示，僅在2016年5月下半月，全國就有超300億不良資產上市流轉，其中既包括從銀行流向四大AMC（東方、信達、華融、長城）以及地方AMC的一級市場，也包括AMC接包后繼續出售的二級市場。
在2009年銀行體系經歷了一輪巨幅信貸擴張后，如今壞賬率再度回升。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3921億元，不良貸款率1.75%。這是繼1999年，銀行上一輪剝離1.4萬億不良資產后，又一個超萬億的“大包袱”。但市場分析大多認為，真實的不良率仍被嚴重低估。
為了避免金融行業的系統性風險，從2015年開始，銀監會不斷督促銀行加快不良資產處置，今年又連續下發《關于規范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收購業務的通知》（56號文），和《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82號文），遏制銀行借AMC等做通道將不良資產“假出表”，試圖將銀行不良資產盡快逼出表外。
在不良資產的接收端，2012年，財政部、銀監會則聯合為地方AMC頒發了準生證——《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簡稱管理辦法），原則上允許各省開辦或授權一家AMC，只能從事省內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批量收購與處置。
從2012年開閘到現在，已有26家省級資產管理公司相繼組建。去年底今年初，地方AMC掛牌進入了一個小高潮。目前，陜西與甘肅的AMC正在籌建之中。
多位地方AMC及銀行業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地方AMC與四大AMC側重的客戶并不相同，地方AMC的業務重心會下沉，著重處置本省內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也就是城商行、農商社以及信用社這些地方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
在浙江、廣東等第一批地方AMC的網站上可以看到，他們從銀行收購的資產包，很多都是政府或者政府平臺參股的企業。而這些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渠道大多來自地方銀行。
“四大（AMC）對地方銀行債務不是很感興趣。”山西某國有商業銀行高管任東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地方性銀行的不良資產質量普遍要比全國性商業銀行差了許多，現在僅全國性商業銀行的不良，四大都已經“吃”不下了。
李國強則向南方周末記者舉例，他所知道的一家四大AMC省分支，一共就有12個人，但卻管理著600個億的不良資產，“你說你讓他們再買（不良），買了誰處置？”
在民資AMC最早試水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溫州，一位民資AMC高管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地方政府是有意愿做AMC這件事的，“如果僅有四大AMC，相當于牌照壟斷，沒有更多的活力去幫助地方政府解決地方債務問題。”
熱衷于做通道
為了規避地方AMC不得轉賣的政策，地方AMC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收益權轉讓”。
AMC將不良資產從銀行買回后，有多種處置手段，可以大體分為三類：第一種是債權轉讓，如轉讓給民資AMC或者各類投資者；第二種是債務重組，最典型的是債轉股；最后一種是債權實現，比如讓企業破產清算，變賣資產，收回殘值。
多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債務重組與清收是AMC的核心業務。上述溫州民資AMC高管打比方說，“對于AMC來說，就是把爛西瓜挑出來，雕成花，然后把它變成果盤，這樣賣出去更值錢。”
財政部、銀監會2012年頒布的管理辦法也對地方AMC的業務范圍做出了限制，與四大AMC不同，地方AMC買回的不良資產不能直接轉讓，也就是說不可以做第一類業務。國家希望地方AMC專心從事主業——地方債務的重組與清收。
但目前地方AMC的業務重點，恰恰是第一類債權轉讓。
“地方AMC有幾家做過債務重組或債轉股？”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看到過成功的案例，相反，他看到的是地方AMC跟四大AMC搶包，在做大量的通道業務。
多地AMC業內人士亦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地方AMC目前做得最多的還是第一類買斷業務，節奏就是短、頻、快——依靠壟斷的AMC牌照，從銀行拿資產包，然后一倒手，賣給民資AMC或者各類投資者，賺取中間差價。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述專家還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為了規避地方AMC不得轉賣的政策，地方AMC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收益權轉讓”，即表面上債權人仍是AMC，但未來產生的收益分配權實際上已經被AMC出售給了其他機構或個人。
上述溫州民資AMC高管認為，若地方AMC只當“二傳手”，那么設立的意義不大。在去產能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地方AMC參與地方過剩產能企業的兼并重組，最大限度保全資產，從而使地方金融、實體經濟達到穩定的狀態，才是根本，“不是給銀行‘輸血’，而是要幫地方企業實現‘造血’。”
銀監會56號文和82號文叫停通道業務之前，AMC還大量從事著通道業務，比如幫助銀行不良暫時出表，掛在AMC賬上，與銀行約定回購時間，從而賺取手續費，但實際上風險仍然停留在銀行內部。
銀監會的政策有一定遏制作用，但仍有AMC私下表示要規避監管，“不斷創新”。例如銀行A的一筆不良，過去讓AMC做通道，如今行不通了。但如果這筆不良通過AMC轉到了民資AMC手里，民資AMC把不良做成資產證券化，然后由銀行B來對接資產證券化后的理財產品，銀行B的收購資金則來源于銀行A，那么，就可以避開監管。實際上，兩家AMC與銀行B均為通道，不良資產還握在銀行A手中。
“冰棍效應”
“壓價壓得最厲害的時候，好的資產賣三折就算不錯了，為什么叫打包處理，一個包里有好的有壞的，不好的資產就白送。”
地方AMC之所以熱衷于通道業務，與其面向的資產質量和所處的經濟環境有關。地方AMC主要面向的是地方銀行，而此輪銀行壞賬的風險主要就集中在地方銀行身上。幾千家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大組成部分，其資產占中國商業銀行的近四分之一。
過去兩個月，城市和農村銀行網站上發布的財報證明，它們的資產質量正在惡化。其中，不少城商行關注類貸款余額和占比都顯著增加，甚至翻倍。例如，富滇銀行去年關注類貸款為38.85億元，比上年增長124.7%；長沙銀行為16.25億元，比上年增長146.6%；華融湘江銀行為39.22億元，比上年增長195.1%。而關注類貸款再惡化，就是不良資產。
無論在不良資產率較高的江蘇，還是國企負擔較重的山西，均有銀行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過地方銀行兇猛的作風。“貸款便捷，無需抵押，單憑身份證貸5萬，有存款和工作的話信用貸款30萬，大學生助業貸款20萬，”一位溫州國有商業銀行信貸人士說，“風控極差。”
去年，柳州銀行遭遇的一場金額高達328億元的騙貸事件被曝光。這個數字相當于該行總資產的三分之一。據柳州銀行剛剛披露的2015年年報，雖然其不良貸款率僅有1.74%，但其關注類貸款占比在2015年上升了一倍，達到19.84%。除去關注類貸款，該行貸款賬簿上只有78.4%的貸款屬于“正常”貸款。
多位AMC及銀行業內人士認為，真正適合做債轉股或者資本運作的企業是非常少的。任東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通道及類信貸業務與債務重組相比，就像是吃肉與啃骨頭的區別。債務重組有很大的難度，首先要出清過剩產能，肯定會產生大量的人員分流，耗費巨額資金，但地方政府又想保持穩定。而且就算重組成功，在經濟沒有見底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重組后的企業能夠產生經濟效益，“有可能企業活了，AMC死了”。
加上財政部剛剛給銀行開了一個口子，允許它們自己做債轉股。“如果有好的債權，可以做債轉股盤活的，銀行也不會再轉出來了。”任東風表示。
此外，AMC本質上是一門“抄底”生意，因為不良資產具有“冰棍效應”，意思就是融化得快，如果“抄底”過早，也許還沒等到經濟復蘇就融化光了。
地方AMC趕上的并非是好時候。
2015年底，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發布的《2015：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稱，華東、華中地區由于近兩年不良貸款集中爆發，不良資產質量不高且價格持續下降，投資者選擇余地大，不良資產供需已經轉向“買方市場”。
李國強去年也勸過很多不良資產投資機構，可以暫時停一停，但仍然擋不住很多客戶購買的積極性。李國強說，客戶以為不良資產問題已經大規模爆發了，但是由于當時存在大量的“出表”業務，實際上大部分不良還藏在表里。今年82號文一出之后，堵了很多通道，一下又爆發出大量的不良資產，“當整個市場充斥著不良資產而資金又有限的時候，你會發現資產價格又便宜了。”
“壓價壓得最厲害的時候，好的資產賣三折就算不錯了，為什么叫打包處理，一個包里有好的有壞的，不好的資產就白送，銀行已經賠不起了。”任東風說。
不久前，山東省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姬玉璐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良資產處置的特點是拿時間換發展空間，但是在當前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下，不良資產形成的“冰棍效應”導致不良資產貶值速度加快，給地方AMC帶來較大壓力。
囊中羞澀的地方AMC
和四大AMC不同，地方AMC不屬于金融機構，不能發金融債，除了財政，地方AMC幾乎沒有什么別的融資渠道。
上述溫州民資AMC高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地方AMC能否發揮債務重組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融資能力。比如全國首家地級市AMC——光大金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落戶溫州，其股東是由央企光大集團和溫州市金融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等共同組建的，“光大能成為大股東，溫州也是考慮到其背后有一個金融集團。”
但大多數地方AMC并沒有很強的融資能力，要依靠地方財政托底。公開資料顯示，除了安徽、寧夏、吉林等少數地方AMC由民資控股或參股，大部分地方AMC均為國資或國資控股。
1999年四大AMC成立之時，財政部曾向每家注入資本金100億元。然后以央行再貸款和定向發行金融債的方式，剝離四大行共計1.4萬億元的巨額不良資產。據不完全統計，到2009年9月末，四大AMC共處置了政策性不良資產的85%，現金回收率為20%。
但完成歷史使命的四大AMC并沒有就此消失，而是從2010年開始陸續拿到了銀行、信托、證券、租賃等各類金融牌照，變身綜合性金融控股集團。
在一位華融人士看來，地方AMC與四大AMC的融資能力根本不在一個量級：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可以借助中央政府的再貸款，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的資金來源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近年來也一直存在財政赤字，因此利用財政收入給AMC提供資金的空間很有限。
而除了財政，地方AMC幾乎沒有什么別的融資渠道。和四大AMC不同，地方AMC不屬于金融機構，不能發金融債，難以加杠桿。
東方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王劍將四大AMC中在港股上市的信達、華融與發行過公司債的浙江AMC進行對比，結果顯示，浙江AMC的盈利能力最差，低于銀行業。主要原因是其權益乘數最低，這反映了它作為非金融機構，加杠桿難度較大。
比如四大AMC的杠桿率是8倍，按其當年100億的注冊資本金來計算，四大可以撬動800億資金。而管理辦法規定，地方AMC達到10個億注冊資金即可成立。在目前成立的26家地方AMC中，有10家的注冊資本都是剛好10億，“10個億就算加完杠桿，對不良資產的處置也是杯水車薪。”
浙公網安備?33010202000630號 
